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首先，发轫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在结束“文革十年浩劫”后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的一次重大历史性选择。而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现在看来至少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机遇，二是决心、胆略。很显然，粉粹四人帮后的历史无疑给了中国一个难得的机遇。问题是在百废待举的困难环境下，最高领导层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和胆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拓创新，把中国引入一条新的发展轨道。很显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选择了后者，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把中国纳入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其次，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增强了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长期落后挨打的局面，为加速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资料显示，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三分之一，37年后的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600美元，中国整体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经济连续保持30多年的高增长，外汇储存、货物贸易等多项指标均处于世界第一。这为中国由大变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

　　第三，中国在抛弃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后，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理念，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形式，进行了独创性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这一成功，不仅体现在体制机制层面，也体现在人的观念、思想层面。特别是经过“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1992年南巡”等多次思想解放，中国人的观念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进程，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全面深化改革要体现解放思想、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释放社会活力的精神气质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如何准确把握“全面”的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是顺利推进这一改革的前提。事实上，党中央之所以在党的十八大后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改革进入深水区、要啃硬骨头之时，再靠单打独斗式的改革已经很难奏效，必须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以及改革实施的协调性。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所体现出的“三整思维”框架有直接联系：即不零敲碎打、不修修补补，而是整体思考中国的问题，整体谋划中国的未来，用整体战略推进中国问题的解决。比如，党的十八大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分别制定的三大规划战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与此相联系，就要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重点等作有系统的谋划和设计。比如，全面改革的总目标定位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等于亮出了两面旗帜：这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有根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中国特色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现代化，其核心要义跃然纸上。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进程中是第一次，也把中共高层所要秉持的现代化治理理念和价值追求彰显无疑。

　　同样，三个“进一步解放”，在某种意义上为通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就是“坚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由此可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过程中，不管哪个领域、哪个地区的改革，不管上层还是基层的改革，也不管是体制还是机制层面的改革，都要体现解放思想、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释放社会活力的精神气质和内在要求，否则全面深化改革就可能空洞无物，甚至变为一种喧嚣一时的口号。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依然是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依然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这是与我国目前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整体战略息息相关。当然，全面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孤军深入。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方面改革的协调性尤为重要。因此，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把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及生态文明体制的整体推进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是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其核心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判断，是我国从1992年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后的20多年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知。政府只有在遵循这一原则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因此，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为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政府改革，无疑成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重点的自然延伸，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早在“十二五”期间，中央就曾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可见从那个时候起，以政府改革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上升到几乎和经济体制改革同等重要的地位，后来的改革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

　　改革发展成果不能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将意味着改革的失败

　　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社会不公现象的大量存在，是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重要源头。正是总结了以往改革的这些教训，党的十八大后，首先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并从多个方面予以保障。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把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必须一以贯之。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贵在落实，拿出具体举措。我们注意到，党的十八大后的诸多改革举措几乎都是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展开的。如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限制国企高管的工资待遇，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解决民众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服务、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方面存在的制度性及机制性障碍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十八大后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两点论”，无疑是最大的亮点之一。

　　在实践中要防止改革“空转”

　　全面深化改革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但是当这一变革进入深水区、要啃硬骨头时，其改革的难度、风险、阻力也骤然上升，因此要防止改革“空转”，就要十分重视改革策略的选择。按照中央的要求，改革要处理好诸多关系，注重把握时机和节奏，如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以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但在笔者看来，除了遵循上述改革整体推进策略外，还有两个关键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排除和化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就排除改革的阻力来看，主要要排除两方面阻力：首先是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并指出既得利益群体相互输送利益，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山头主义。这说明既得利益群体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启动的反腐打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排除既得利益这一依附在中国社会上的毒瘤。其次，要防止政府自身对改革的隐形阻力。如官员的陈旧观念、对行政审批改革阻挠、部门利益的保护等。如果这些显性或隐性的阻力不能被排除、化解，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真正推进。

　　就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而言，最主要的莫过于要防止意识形态领域左祸再起，击退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全面否定改革开放道路的极左思潮。只有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全面深化改革才具有不可逆转性。